又从兜里掏出来一打叠得很整齐的缴费单，想塞给迟雪看。

“我自己身体也不好，每个月要吃药。我儿子——我就一个儿子，前几个月刚死在了云南。他本来就是拿着国家的助学金读的大学，现在为国捐躯，是光荣的事……是分内的事，咱也没那脸伸手向国家要钱。”

“但现在儿媳妇也跑了，就我一个人带着小孩，每个月给人家守门赚千把块钱，孩子生病了、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办。只能一直给人家打电话道歉，最后那边终于松了口，说想不赔的话也可以，但还是有条件，”老伯说，“我实在是不得已，迟小姐，真的是没别的办法了，才腆着老脸来求你。”

那卑躬屈膝的样子。

何尝不像极了多年前到处借债的迟大宇。

那些不愿回忆的记忆又找上门来，迟雪的表情变得凝重。

“没关系。是对方提的条件跟我有关？”

但她仍是从外套兜里找出两张纸手帕递给对方。

等到梁伯情绪稍缓，才又耐心追问：“是我认识的人，还是别的原因？他提到过吗？”

“没说。”

梁伯道：“车主只说要我把迟医生你的联系方式给他。说是如果做到了，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。其他的就不愿意透露了。”

意思是，四千块钱换个联系方式？

迟雪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心说这是哪门子的狗血剧情，又赶忙劝老人别急也别自责，不是什么大事。

“这样，你现在给车主打个电话，”她指了指老伯另只手上一直攥着的手机，“我就在这，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，看是不是认识的人，之后的事之后再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