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在台湾民众中，此案却形成两个极端，一方认为古先荣为汉奸，该杀，而另一方则认为古先荣无罪，原因非常简单，当时根据国际法台湾已经割让与日本，作为台湾人的古先荣与日本人合作何罪之有，而一些台湾家族出于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，也纷纷呼吁中央应从轻处理。

“二十八年前，古先荣先生能以前瞻眼光洞悉台湾必须脱离中国之黑暗统治，否则永无翻身之日，毅然选择与日本人合作……”

“……北部地区秩序得以早复，居民减于虐杀滋扰之苦，此行之力不为虚也。不仅如此，古先荣后来又跑去嘉义……日军南路以北白川宫为主帅，抵嘉义居民闭城不纳，围数日不解。日军扬言轰城，先生闻讯驰往，请撤南门兵愿代为疏解，终亦免于屠掠之惨……顾后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为日军减免抗力者，实则处当时之情势，先生乃系以急难救人之心，图免毁屋取子之痛，既保土之愿无力可回天，斯保民之诚，宁复嫌于屈己，居者行者互有其责，守经达权互通其义，固未可执一而论也。”

种种辩解在古家的钞票以及台湾士绅对“清洗运动”可能扩大化的担忧下，纷纷出现在《台湾民报》、《台湾新报》等台湾报纸上，甚至在开庭前，发生数万人至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以及台湾光复善后公署请愿的活动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请示中央后，公署不得不下令台湾进入全面戒严，以防止日谍乘机发难。

“……甲午战后，劣清战败割让台湾，日军未抵台湾，被告古先荣率领士绅商贾李春生、向其祥、吴文秀、李秉钧、吴联之等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，当时民政局长水野遵予以接见，此为被告卖国初始。随后其随日军南下，为日军引路、说服抗日武装，协助镇压抗日武装……在这里我请求法官大人验证数量惊人的证据，一系列证据足以说明，在过去二十八年之中，被告一直以卖国、出卖民族同胞为代价，谋取日人信任并获得自身经济利益……这些罪行不仅仅是个人罪行，是对整个民族、国家的犯罪，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八年之中，被告所犯下的叛国罪行，对同胞和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世人想象……”

检察官王文深提起公诉。特别军事法庭与普通法庭不同，未引入陪审员制度，之所以如此，是考虑到根据陪审员挑选原则，陪审员需在审判地挑选，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法律的公正。检察官的公诉状让站在被告席上的古先荣面如白纸，豆大汗珠顺额头滑落，喃喃念叨。

“法官大人，在您的台上铭刻‘既便天塌，也要讨还公道’，古先荣先生的命运系于您手，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奖赏和接受公职就被视为叛国罪，恐怕会有数十万台湾人犯下叛国罪！”古先荣的辩护律师李玉堂，毕业于东京帝国法律系，被视为台湾最优秀的辩护律师。李玉堂企图把此案尽可能扩大化，迫使法官无法忽视民意，毕竟台湾曾有十余万人接受公职和奖赏，只有将案件扩大化，才可能救委托人一命。

“甲午之役，清廷割弃台湾……志士谋独立……连战皆北，唐景松携印潜乘德商轮内渡，民益乱无主，溃兵四出，土匪乘发，哭声满巷。当地绅商集议弹压，既无力可制，拟赴日军求镇抚，亦无敢往者。先生适事北来，得与其议，见事急乃告奋勇赴基隆请谒日帅。登舰日军临之以威，挺然无惧色。日帅桦山知不可侮以宾礼见，因得述来意以安民为请……”

“四天后，日军顺利进入台北，因此事曾被骂为‘汉奸’。然，事出有因，以当时台湾情况，部分义勇军在台北城内奸淫掳掠，加之日本人依照国际法取得台湾，因此古先荣等人开城迎日军让当时台北人如同脱离‘人间炼狱’，合乎道德，若因此事而称其为汉奸，对当年台北人太冷血……民众只知古先荣先生与日人合作，却不知二十八年间，古先荣先生一直小心翼翼与日本占领军委以虚蛇，免落身死族灭之境，众人皆知日人残暴，先生合作也是屈于压力而为之。”

李玉堂的话使法庭一片哗然，见过无耻的，没见过这么无耻的，将卖国行径诡辩为“合乎道德”、“解民倒悬”，按其辩解古先荣不仅不是汉奸，反而民之救星。李玉堂的辩解让王文深大汗，律师为了钱什么都会做，他应该庆幸在台湾，如果在大陆，替犯有叛国罪的被告辩护大都会收到死亡威胁。李玉堂有个日本名字，加腾六郎，假日本鬼子，要不是……

“法官大人，既然李大律师旧事重提，我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，在被告迎接日军四天后，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。同年8月，古先荣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近卫师团南进，协助镇压抗日武装，以台湾绅士名义，跟民政局长水野遵到东京，受警界人士接见，日方赐予叙勋六等、授单光旭日章，蒙受破格光荣。次年，古先荣被任命为台北保良局局长，取得盐和樟脑等专卖经济特权，奠定古家富裕的经济基础。获此经济特权，在于其卖国于先，以卖国之径而获经济特权……

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，日本海军获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将绕道航行通过台湾海峡。当时古先荣奋勇挺身率领戎克船，参加鹅銮鼻和菲律宾间、台湾和福建之间海峡侦察队活动……古先荣在台中公会堂演讲“时事谈”，提到：台湾今日之设施，非常发达。假使二十年前，哪有公会堂，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？由天理而言，今日大陆各省不但民不得安，而官亦不得安稳，所以凡事不可错辨为第一。今日二十五年整顿如此江山，比较大陆，共和至今九年还不息兵乱，这样事由，良心可以忘记吗？

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，可为日本帝国之胜利奋勇当先侦察，并在过去二十八年中一直坚定不移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一边，支持日本占领者压制台湾人民之徒，可被视为被迫与占领者合作的国民吗？如果心存的一丝华人之意，又何谈鼓吹殖民统治之言，台北艋舺的酒场间传唱的小调都说：日本上山兵五万，看见姓古行头前，欢头喜面到台北，不管阮娘旧亲情……”

“反对！”李玉堂打断王文深。

整整一上午，法庭辩论如火如荼，检辩双方针锋相对，临近下午2点，双方做出结案陈词，主审法官落下木锤，“辩论终结，定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审理，被告古先荣还押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