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千多块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，连市教委的同志听了也倒吸一口凉气。

教委的袁同志听了表情变得严肃，“如果这是真的，这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违纪行为，我让同志去打听一下这是怎么回事。”

周五，袁同志和同事们来到了一中调查。

袁同志他们一起把这些学生集中起来，严肃地教育了一顿。

“你们还是学生，怎么能做这些大人做的事？你们被老师利用了都不知道。修手表本是好心，卖手表却是坏事，你们这件事严格说起来还算是投机倒把。”

学生们听了忧心忡忡，仿佛已经弄懂了发生了什么事。

杨雪摇摇头打断了她的话“不、不是这样的，我不许你这样说苏老师。”

钱小荷点点头，拉着袁同志的袖子，“您不了解，咱们能继续上学，多亏了苏老师。”

这群孩子看上去年纪不大，但站起来估计都比袁同志高，这个年纪的孩子，放在乡下，恐怕都可以担起一个家庭的重任。袁同志看了一眼不知什么时候团团围住了她的学生，心下既是恼怒，又是好笑。

马建国说“不知道你听了什么谣言，会说出这样的话。苏老师对咱们是再也没有的尽心尽力。周末你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事情，再评价苏老师吧。”

一中的校长不知什么时候来了，看完了这一幕，她和颜悦色对调查组的同志说“不如你们去跟这群孩子看看，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事吧。”

调查小组的同志恼羞成怒，袁同志饶有兴趣地应了下来，“好，我去看看。”

周末，杨雪带着市教委的同志做了一个家访。

马建国那不足十平米破旧的家，家徒四壁，年迈的老人家佝偻着腰在门口借着光艰难地缝缝补补；小巷的尽头，钱小荷的父母亲正在算计着该怎么让女儿去相亲；破旧的瓦房里，一对病重的父母盖着脏兮兮的棉絮，生活不能自理……

杨雪指了指另一边，只见一群学生捧着箱子，挨家挨户地敲响了人家的门。远远地看，他们的表情好像是正在给人家赔礼道歉。

杨雪不嫌丢脸地跑上去，给被打扰的人家鞠了个躬，抱着箱子继续向路人打听旧手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