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蛊”很早就与“巫”这样的神秘力量结合，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都新田遗址出土过一批公元前5世纪的盟书，其中“诅”与“蛊”已经开始搭配使用，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，“蛊”已经被赋予了巫术色彩。

周朝，神的力量被周天子取代，但“巫”依然承担着与天地沟通的责任，成为了周天子与上天沟通的桥梁；

先秦时期，秦国医和为晋平公诊治时提到“女惑男”引起的“蛊疾”，但是这个“蛊”结合晋平公的纵欲过度，其实是一种性生活过度引起的男性功能障碍，“蛊”取其并从中生，犹如蛊之食谷，日渐销蚀。

这里的“蛊”指的是疾病，是非人为故意蓄蛊。

到了秦汉，帝王权力加强，“巫”的权力地位被剥夺，但是依然被需要，比如宫廷里依然有着巫祝的官职和地位。

汉朝时期，开始提到“毒蛊”，并且有了防治手段，比如“嘉草”，这里的“毒蛊”已经有了人为蓄蛊的含义。

汉朝以后，蓄蛊的传说越来越多，甚至还到了影响立法的地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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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，李世民有些不自在，大臣们也有些尴尬。

大唐就是那个因为“蛊”立法的朝代之一，《唐律疏议》卷一八里记载：“蛊有多种，罕能究悉，事关左道，不可备知。”

“原来没有蛊啊，怎么民间那么多有关于蛊的传说？”尉迟敬德还挺好奇，“我都听说过什么蛇蛊、蜈蚣蛊、蟾蜍蛊，原来没有？”

天幕这个态度很明显，尉迟敬德也不傻，能看出来。但是没想到传说了几千年的蛊，竟然不存在？

长孙无忌笑了笑：“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些蛇、蜈蚣、蟾蜍本来就有毒，人们出于畏惧就传说到蛊身上，然后一传十十传百，就成了各种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