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魏六朝时期，谶纬、方术等神秘知识盛行，也导致上到帝王下到平民百姓都相信鬼神之事；唐朝时期，佛道盛行，对鬼神之事有了各种新的解释，内容更加丰富；

建国之初，宋太祖登基之始，下诏禁纬书：“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。”开始严格管控谶纬、方术、天文、地理等神秘知识。

太平兴国间，宋太宗又将数百名天文、相术之士“黥面流海岛”。从中可以看到统治者的态度，对于神秘知识都是严厉的打压政策；

除了统治者，士大夫阶层对神秘学也是否认的。

欧阳修在《正统论》中，主张对“五德终始”这类“怪奇放荡之说”应“奋力而诛绝之”。而后，在《论删去<九经正义>中谶纬札子》中，他又主张应删去《九经正义》中的谶纬之文，“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”。

在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中，欧阳修对各类神秘知识的否定态度也非常明显。

欧阳修的态度，代表着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观念——在整个宋朝，士大夫阶层对于这类神秘知识多是一种排斥、否定的态度。

正因为上层的排斥，宋朝志怪小说的创作者主要是平民，与前朝有了很大差别。

从魏晋到唐再到宋，志怪小说创作者的身份阶层与地位逐步下移。

从曾经的魏文帝曹丕之《列异传》、梁元帝萧绎之《仙异传》、宋临川王刘义庆之《幽明录》、齐竟陵王萧子良之《冥验记》这样的皇室贵族，出身宰相世家的段成式之《酉阳杂俎》、进士出身的牛僧孺之《玄怪录》、进士出身的张读之《宣室志》、进士出身的戴孚之《广异记》这样的知名文士阶层，逐步下沉到了社会中下层。

伴随着创作者的阶级下沉，志怪小说的题材也涌入了更多的小人物，诸如商贩、婢妾、娼妓、牙侩、僧尼、落魄文人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