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别忙了，我没事，就是一个人没事溜达溜达，走到了这里。看见你在，就进来坐会儿。”我摆了摆手。

徐大楞倒完水，坐到我前面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，看着我说：“那天抓的那个‘二邪’的事情，本来队里想把事情压下来，谁知道，第二天村里就把这个事情传开了，越传越玄乎，想压也压不住了。没办法，晚上我就把人送到了公社。公社革委会看到这个案子，就给拿了过去，说这是典型的封建思想毒瘤，要当典型处理。前天革委会来人把大成子和他的媳妇都给带走了。”

我一听，这事情闹大了！等徐大楞说完，我赶紧问他：“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那天我在这听了个一知半解的，我听我们知青点的那些知青回来也说这事，我到现在还稀里糊涂的呢，你给我讲讲呗？”

徐大楞想了想，说：“现在村里传的都是他们瞎猜的。一开始书记想压下这件事，内部处理就得了，所以不让往外说。现在公社想把这件事情当典型处理，也就没有瞒着的必要了。你想知道我就给你说说，你听了这两天先别跟你们那的知青说，让书记知道了会批评我嘴不严的。公社到时候会开批斗大会，那时候大家就会都知道的。”

徐大楞一个人在队部也闲得没事，正好有我在这陪着他唠嗑，他就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给我讲了一遍。听完徐大楞绘声绘色的讲述，我总算把听到的那些片段拼凑了起来，整个事情原来是这么回事。

大成子家原来是黑省的，他父亲在大兴安岭那边当伐木工。他三岁的时候，父亲被木头砸断了双腿，残废了。他母亲一个人靠在林场当临时工养活他们一家，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，真是吃了上顿就犯愁下顿。大成子就是在父母的愁容中长到了八岁。

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大成子每天坐在家门口，羡慕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，他却不敢问母亲为什么不送他去上学。

一天，母亲去林场上班不在家，邻居郑大娘来家里跟大成子的父亲说：“看他家生活实在太困难了，想让他大哥来他们家‘拉帮套’。他大哥是个木匠，今年四十六岁，是个老鳏夫，人特别老实，还有手艺，钱不少挣，就是没个家。他一年在外干活也攒不下钱，看着他岁数大了还在外东奔西走的，哪天死在外面都没人知道。所以我想让他有个落脚的地方，就想到了你家。我让他偷偷看过你媳妇，看他挺满意的，我就硬着头皮过来说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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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成子的父亲没有恼怒，因为郑大娘说的也是他家的实情。再说，“拉帮套”在东北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，他说：“等他媳妇回来商量一下，明天给你答复。”

她并不是怕丢人，而是真的没办法挣到更多的钱。她想让家里吃得好一点，也想让儿子去上学，但她真的做不到。她见过郑大娘的哥哥，那天郑大娘领着她哥哥就站在她家门前，还互相介绍了一下。

两人客气地说了几句话，她觉得这个人不错。虽然年纪大了些，但有木匠手艺，这可是了不得的本事。谁家打家具不得求着他，还得好吃好喝地供着，听说他的手艺特别好。

就这样，郑大娘两口子抬着她哥哥的行李，把他送到了大成子家。两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，大成子家的“拉帮套”生活就开始了。

自从郑大娘的哥哥来到大成子家，他们家的生活确实变好了。大成子的母亲脸上也有了笑容，大成子也终于能去上学了。

然而，八岁的大成子并没有因为生活变好而开心太久。家里多了个大爷，让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。

小孩子骂人是毫无顾忌的，大成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。小孩子的荣辱感往往比成年人更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