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只好对妈妈说：“那就这样定了，等我们想好就通知您。”

妈妈笑着摆着手说：“去吧，该忙啥忙啥，需要我干啥，一个电话就行，全力支持，全力支持。”

看着我们开着面包车走了，服务员问妈妈：“大姨啊，你这，咋一点意见都没有啊，他俩相差好几岁呢？”

妈妈一边忙着收钱，一边笑着说：“我这儿子，我太了解了，哈哈哈。”她给客人找着钱，“结婚，能消停一会儿，不是坏事；再说啦，他们也结不成，王老师有两个孩子，都长大了；我儿子三四个孩子，我孙子也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就这些孩子的意见，就不可能同意，我何必找不痛快呢。”

服务员向妈妈挑着大拇指，“大姨，您厉害，姜还是老的辣呀，哈哈哈。”她们都大笑着。

很快，大柱叔二柱叔过来了。他们摆着手，示意妈妈出去，站在服装店的门口，他们小声地说：“常书，这是干啥来了，还带着那个王老师？”

他们的声音和表情中充满着狐疑、担忧，以及难以掩饰的痛苦。

妈妈笑着说：“两位兄弟啊，常书的事儿，你们别管，随便他折腾去吧，一个家都靠他挣钱呢；他万一要是憋出毛病来，将来谁领着大家挣钱呢。”

大柱叔二柱叔只好惨笑着，点着头，佝偻着腰，擦着眼泪走回了敬老院。

妈妈也叹息着回到了店里，出神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奶奶的，咋回事儿啊，都这么拧巴，等着吧，有常书受的。”

八点左右，我们回到了城里，在一个小饭店吃力饭后，直接去了城河边的家里。

艾英、孩子们、我养父母、金姨、艾叔和武喜哥，看到我们的到来，瞬间热闹的小院一下就安静了，谁吸一下鼻涕，甚至放个无声的屁都能听见。

我搂着王帆的肩膀说：“妈，爸，我要和王老师结婚。”